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

从1979年的31.41万人，到2019年的1343.88万人，40年间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。

从《深圳统计年鉴2019》的数据来看，深圳的人口增长经历了两个显著的“孔雀东南飞”时期。1981年至1985年对应的“六五”时期，深圳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1.5%，“七五”时期增速降至13.7%，但在之后的“八五”时期，增速又回升至21.8%。

这大约15年的人口高速增长，一定程度是因为特区处于发展起步期，人口基数较小。自1996年之后，20年的时间内，深圳常住人口的增速降至低于10%，其中“十二五”对应的2011年至2015年，年均增长速度仅有1.9%，2010年末至2014年，深圳常住人口仅增长了40.69万。

吸引“孔雀东南飞”的动力似乎在衰减，但2015年起，深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常住人口“井喷期”，当年全市新增60万人，超过了过去几年的总和。随后几年，深圳保持住了这一势头，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53万、62万、50万和41万。

从2014年底到2019年，深圳共增加266万人，年均增长53.2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可供参照的数据是，2019年末四川省辖地级市广元的常住人口为267.5万。

就业人口快速增加

为何在人口吸引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，深圳又实现了反弹？

生育政策的逐渐宽松作出了一些贡献。1993年之前，深圳每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均没有过万。2000年之后，自然增长人口总体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。2012年，自然增长人口首次突破5万，2015年达到6.69万，2017年则达到10.96万的峰值，2018年降至9.95万。

但由此也可以看出，相比于近五年年均超过50万的常住人口增量，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相对有限，最大的动力源(4.720, -0.06, -1.26%)是大量外来人口流入深圳。

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在他的研究体系中，人口和资源要素吸纳能力是城市的竞争力所在。在当前的发展阶段，人口仍有进一步的聚集趋势。

若以常住人口吸纳能力作为评价指标，近几年风头最劲的城市当属深圳。

2016年，经济学家樊纲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，“早在七八年前，我就提出深圳至少是3000万人口的大城市。”当然，他所指的3000万人口是经济活动人口的概念。

事实上，拆解深圳近几年人口增长的结构，其中就业人口的增长占据了高比例。以2015年末至2018年为例，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164.79万人，同期就业人口增加了144.11万人。2018年，深圳就业人口突破千万，达到1050.25万，占常住人口的80.6%，这一比例远高于北上广。

外来人口愿意来到深圳，需要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吸纳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产业的活力或许很大程度解释了深圳的人口吸引力为何增强。

在华为从事研发工作的杨聪（化名）2012年从武汉的高校毕业后来到深圳，那一年无论是到深圳还是进华为，似乎并不是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事。但最近几年，公司招聘名校应届毕业生的力度越来越大，对于毕业生而言，能够进华为也觉得倍感荣幸。
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这6所知名高校披露的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，无一例外，2019年华为在这6所大学的招聘人数均超过了2018年。

其中，华为在浙江大学的招聘人数最多，达到550人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招聘人数增幅最大，从2018年的258人增长到2019年的472人，增幅高达82.9%。

下一步吸引更多国际人才

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观察特区深圳的人口发展脉络，一方面是靠产业引才，另一方面也是靠制度引才。

1981年，深圳蛇口工业区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，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，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。

1987年，深圳颁布《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、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、专有技术、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，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。

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，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。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一篇撰文中指出，可以这样说，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营企业法，是一项重大突破。只要有技术、专利等，可以办国有企业，也可以办私营企业，实现企业形式的多样化。知识产权得到尊重、保护，大大调动了拥有人的积极性。

（作者：王帆 ）